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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
万众欢腾,普天同庆,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这一天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毛主席和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却感觉更加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肩头。
略懂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18世纪英国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决定国家强弱的重要的因素已经不单单是领土面积、人口、甚至经济总量,而更重要的是工业能力。
工业能力意味着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意味着汽车、火车、轮船、卫星,意味着这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被别人欺负,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书念、有房住,有医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到处横行霸道,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军事实力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而苏联也通过1920-1940年代近乎于残酷的三个五年计划艰难地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能够和资本主义阵营匹敌的一股力量。
但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历史上欧美国家为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巨大的。
就拿苏联来说,由于将近10年时间里全国资源都集中到工业部门,导致农业减产严重,以“欧洲粮仓”乌克兰为首的许多地区爆发连年饥荒,死者七八百万,通往工业化之路可谓血泪斑斑。
英国为实现纺织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在17-18世纪大规模圈地养羊,使得牧场挤占了大量农民的农田、果园甚至房屋,使得数以万计的农民流离失所,发生了被称为“羊吃人”的悲剧。
美国为摆脱依附于种植园经济模式的奴隶制,彻底完成工业化和国内市场统一,从1861年到1865年打了四年的南北战争,当时人口只有3500多万的美国死伤将近200万人,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统一战争,意大利统一战争,可以说没有一个西方大国的工业化不是通过枪炮和流血牺牲来解决的。
新中国也想实现自身的工业化,但此时中国仅有的一点工农业家底,已经被腐败无能、卖国的国民政府折腾得差不多了。
先看人的要素吧:5亿多人口的中国,1949年的粮食产量才只有1.1亿吨出头,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年只有200公斤粮食。
200公斤听起来不少,但除以365还真不多,相当于每人每天只有一斤一两的粮食,除掉霉的、坏的、被老鼠糟蹋的,真正能吃的恐怕一斤都不到。就这么点粮食光吃都不够,若发生饥荒连救济粮都拿不出来。
说起工业,真实的情况比农业更糟:从1937年日寇侵华开始全国连续打了12年仗,大半个国家都打得稀巴烂,只剩下日本人在东北建设起来的一些厂矿、上海、广州、重庆等寥寥几个城市有一些轻工业,其他基本为零。
国家刚解放时各种疫病横行,“黄赌毒”为祸甚烈,5.4亿中国人民人均寿命35岁,八成以上的民众是文盲,偌大的国家每年只能培养60多万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几乎能忽略不计。
当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曾经编录了一个《民国工程师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库,1949年时全中国能称得上工程师的才170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去了。
再看钱的问题:1950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共才62亿元,当时绝大部分的黄金、白银、外汇都被蒋介石在逃台时运走,中央政府的财政积蓄空空如也,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也不过分。
更何况新中国政府还要拿出大量资金来恢复生产、赈济灾民、供给军需,完成进军西南和剿匪的武装斗争任务。
所以你线年代的“经济腾飞”有什么了不起,拿大半个中国的资源去氪金一个小岛,只要不是菜鸟差不多谁都能行。
再看技术的问题:1949年全国正常运行的工厂很少,拿得出手的主要就是鞍山的小型钢铁厂、上海的五金厂、鹤岗的煤矿、丰台的水泥厂。
那时候我们的祖国技术的底子差到连一根电焊条都造不出来,更不要说重型机器、拖拉机、汽车,至于造管道和枪炮的无缝钢管更是如同神线月,上海慎昌五金制造厂采用热穿孔法生产出我国第一根紫铜无缝管,你可知那位操作工人潘阿耀后来获得了什么荣誉?
毛主席和千千万万中国人、革命先烈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初心,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不被人欺负、不被人称作“东亚病夫”的新中国。
可是,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技术,三没有人才基础,你逆天改命的本事再牛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49年末毛主席访问苏联,在苏联他亲眼看到:我们没的,苏联都有,我们应该的,苏联几乎都能提供。
他的构想是利用苏联这块跳板,在工业化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车”,走出属于中国的独立发展之道。
但是,苏联领袖斯大林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狠角色,而我们的口袋里现在又穷得叮当响,怎么样才可以让斯大林“解囊相助”呢?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天赐的机会到来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在美方对中方的严正警告置之不理之后,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
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抗美援朝不单单是保家卫国,而且也可能是改变新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
从1950年秋天打到1951年春天,原来气势汹汹的17国“联合国军”,被一手炒面一手雪的志愿军撵着连滚带爬地逃到了“三七线”以南。
以斯大林为首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做梦也没想到装备、后勤、空军、海军没一样拿得出手的志愿军竟然把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军队摁在“三八线”不能前进一步。
斯大林震惊了:与新中国合作的价值比自己原来构想的要大得多!苏联必须彻底重新评估这个看似贫穷落后的国家的发展潜力。
于是,大量装备、弹药开始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到东北,除了这些军事援助,还有一批被称为“156计划”的援建项目。
这其中,就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鞍钢、本钢、长春一汽、西安飞机、三门峡水电站等大型工业工程。
在支援工业建设之外,当年的苏联真的是把自己一些压箱底的技术都传给了我们: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火箭、坦克、原子能技术……
到1956年5月,在华的苏联专家已近2200人。正是这些大鼻子老外帮助中国建起了至今依然大名鼎鼎的两所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高校现代科学体系,从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门类,到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生物化学甚至核物理学,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苏制”教材。
这是毛主席给新中国拿到的第一笔外国投资,正是这些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值一提的项目,帮助新中国从真正的“一穷二白”中起步,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工业化事业。
毛主席带着是一种十分急迫的心情启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正如他在《满江红》中写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776年,瓦特改良蒸汽机那年,亚当·斯密写成了《国富论》,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
而这一年乾隆皇帝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将民间藏书大肆销毁,前后共焚书70多万卷;
1876年,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第一部电话机,人类文明进入电讯时代,起步“明治维新”不久的日本继入侵琉球之后又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这一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使得英国入侵中国云南、广西、西藏诸省的“权利”合法化。
我们在瞎折腾的时候,人家在大搞建设,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日新月异,等我们开始发展的时候,早已被人家拉开了几条街的距离。
国际社会的生存之道是格外的简单的: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暂时没有挨打,那只是因为别人不想打你。
那么当时处于领头羊的那些西方大国会心甘情愿地让后起国家赶超自己吗?不,绝计不会的,如果让落后的国家超过自己,他们还能去剥削谁?压迫谁?
所以,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力量,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打压,以免自己的世界霸权旁落。
此时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趁着还没有人注意自己的实力,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成他们遏制不了,打压不了的强大力量。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由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核心是“一化三改”,“三改”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一化”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抗美援朝战争刚刚胜利,新中国就立即启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连续三个“五年计划”,都是以发展工业为核心。
能够实施“五年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经历了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此时的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了一个具有全世界罕见动员能力的组织专家。
忠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发动人民,是党这么多年来通过不断战胜强大的敌人摸索出的最宝贵的经验。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节衣缩食,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到1957年底,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
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6.9%下降为43.3%;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
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的的确确是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一五”计划总共完成工业投资341亿元,而当时一两黄金才值人民币150多元!
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从历史教训中毛主席已经意识到过快的工业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恶性副作用。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将近六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如果工业部门过快地挤占农业部门的资源,弄不好就会搞得成百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搞得天下大乱。
简单说:就算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各占一半,那也差不多要有2.5亿人要从农村走出来,这是什么概念?
不要说城市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就算容得下,一下子有2.5亿人找不到工作,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在年轻时他走遍大江南北,见了太多农民的艰辛与不易,他也希望朴实、善良、勤劳的中国农民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
因此,他坚决反对“苏联模式”或者“英国模式”对农民极端剥削的做法,在全国工业化这盘大棋局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
第一点,国家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凭票证供应。国家统一按照正常价格收购农产品,收购的价格力求逐步增长。
这样就不至于过度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城市居民来说,虽然大家肉、油、蛋吃得少,但起码还有得吃。
第二点,国家向农民供应的农机、零件、种子、油料等物资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对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还略有补贴。
第三点,从1956年开始国家采用新的户口制度,把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户口两大类,实际上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过快流动。
从宏观上来说,户籍制度把农村变成了工业劳动力的“蓄水池”,而这个水池的开关掌握在国家手中。
如果工业部门发展得快,那就放松水龙头,把更多的劳动力引到城市里来,反之那就拧紧水龙头,让现有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先消化一阵子。
以当时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和简陋条件,你想不出第二种更好的办法能调和快速实现工业化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
1958年,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所有援华专家陆续撤走,援建项目也纷纷停建,不仅如此,苏联还要求中国归还朝鲜战争时期欠下的86亿借款。
我们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没人能自己培养,没钱可以省,没设备、没技术能买!
从1955年实行货币工资制到1978年改革开放,有20多年全国人民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涨,八亿多人当真是勒紧了裤腰带,从牙缝里给工业化省下了钱来。
1958-1962年的“二五”期间,我国一共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280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了118%,在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1963-1965年,又增加投资470亿元。
这些钱主要投到哪里去了呢?当年工业化有两个核心部门,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
对于工业来说,有钢铁才有一切,不提那些最常见的:修铁路的铁轨、造桥的钢梁、造船、造飞机的特种钢,你想不到的地方都得用到钢铁。
比如,造化肥要用到钢铁,由于制造尿素的反应过程对生产设备的腐蚀性很强,一定要采用高合金含量的不锈钢。像日本的住友金属工业和东洋工程公司就能生产专用于尿素生产设备的双相钢,而我国因为技术水平不够生产不出来!
没有足够的化肥,土地的肥力不足,产出的粮食不够吃,老百姓就要饿肚子!
但是,有煤炭才有冶金行业,才能把铁炼成钢。所以,要扩大钢产量必须让煤矿先行。
从1958年开始,我国陆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等一系列新的大型采煤和深加工企业。